日知錄

○期之丧达乎大夫 《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者，说者以为期已下之丧，皆其臣属， 故不服。然制礼之意，不但为此。古人有丧不祭，诸侯有山川、社稷、宗庙之事， 不可以旷，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与于其君骏奔在庙之事，但人数多， 不至于旷，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义，后人不知，但以为贵贵而已。 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 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于国君，尊同则不降。《记》特举其大概言之尔。 ○三年之丧达乎天子 “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即解上“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一句，此举 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丧，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传》：“王一岁而有 三年之丧二焉。”谓穆后与太子王后，谓之三年者，据达子之志而言，其实期也。 是天子亦有期丧。 ○达孝 达孝者，达于上下，达于幽明，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 所不通”者也。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 “无丰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众仲之所以对鲁隐也。 “以客为臣’，子游之所以规文子也。亲亲之道，赖贤人而明者多矣。汉哀帝听 冷褒、段犹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听李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 祸且至于ル伦乱纪而不顾，可不慎哉。 人伦之大，莫过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贤贤易色，何也？思事亲，不可以不 知人也。 父子之亲，长幼之序，男女之别，非师不明。教人以礼者，师之功也。故曰： “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诚者，天之道也 “诚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诚也。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 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伦，莫不本于中心之仁爱，故曰：“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稽颡， 隐之甚也。”又曰：“其道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 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无所得之也，入 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故哭泣 辟踊，尽哀而止矣。心怅焉怆焉，惚焉忾焉，心绝志悲而已矣。”此于丧而观其 仁也。“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心诚必信，忽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 于棺者必诚必认，忽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 独无忄交乎？”此于葬而观其仁也。”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 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日，入室，优然必有见乎 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 之明曰，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 至必哀。”此于祭而观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射乡之 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亲亲而仁民，会与而爱物，而天 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故曰：孝弟为仁之本。 ●卷七 ○孝弟为仁之本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之谓孝弟为仁之本。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安之也。使 非所安，则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张问十世 《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 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子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自春秋之并为七国，七国之亲为秦，而大变先王之礼。然其所以辨上下，别亲疏， 决嫌疑，定是非，则固未尝有异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则亦不待 谶讳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 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奥 奥何神哉？如祀灶，则迎尸而祭于奥，此即灶之神矣。时人之语谓：“媚其 君者，将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也。”注以奥比君，以灶比权臣。 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语意。 ○武未尽善 观于季札论文王之乐，以为美哉，犹有憾，则知夫子谓武未尽善之旨矣。犹 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犹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尽善也。《记》曰： “乐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武王当日诛纣伐奄，三 年，讨其君，而宝龟之命曰：有大艰于西土，殷之顽民迪屡不静。商俗靡靡，利 口惟贤，余风未殄。视舜之从欲以治四方风动者何如哉。故《大武》之乐虽作于 周公，而未至于世风移之日，圣人之时也，非人力之所能为矣。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不知年数不足也，亻免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问》曰：“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 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 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曾子答门人之问，正是发其心尔，岂有二邪？若以 为夫子一以贯之之旨甚精微，非门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若是 之支也。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则非圣人不能尔。”朱子又尝作《忠恕说》，其大指与此 略同。按此说甚明，而《集注》乃谓借尝得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为 下学之事，不足以言圣人之道也。然则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溪黄氏曰：“天下之理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 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 恕者，所以能一以贯之者也。” 元载侗作《六书故》，其训“忠”曰：“尽己致至之谓忠。”《语》曰： “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记》曰：“丧礼，忠之至也。”又 曰：“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忠也。”《传》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 情，忠之属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观于此数者，可以知忠之义也。反身而诚，然后能 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其训恕曰：“推己及物之 谓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之道也。 充是心以往，达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 矣。 《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龙德，亦 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违道不远”， 曰：此犹之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也。岂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 子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为未至首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 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岂有二乎！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 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隐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 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贡之意，犹以文章与性与天道为二，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 可速，无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りり，无一而非天也。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为尧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 《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则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系辞》为夫子言性与天道之书。愚尝三复其文，如“鸣鹤在阴” 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来”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 人学《易》者，无不在于言行之间矣。故曰：“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 者，其言也认。”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复礼。有异道乎？今之君子学未及乎樊 迟、司马牛，而欲其说之高于颜、曾二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 于禅学也。 朱子曰：“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之问，此是下学之本。今之 学者以为钝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又曰： “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 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又曰： “圣贤立言本身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 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通 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 刘、石孔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 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 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 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 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变齐变鲁 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 以刑。 ○博学于文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品节斯，斯之谓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 踊绝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 者也。”又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曰：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而《谥法》：“经纬天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 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让 《皇矣》之诗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则泰伯之时，周日以强大 矣。乃托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 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 祧不记其功，彝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 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泰伯启之也， 故曰三让。”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兴，虽谓以天下让可矣。太史公序《吴世 家》云：“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甚当。 高泰伯之让国者，不妨王季，《诗》之言“因心则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 者，不害武王，《诗》之言“上帝临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将称泰伯之 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诸太王，岂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论语或问》，不 取翦商之说，而蔡钟默传《书•武成》曰：“太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 心，王业之成实基于此。”仲默，朱子之门人，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问》曰：“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 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 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 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秀受之，而不为贪； 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 以为至德也，其与鲁隐公、吴季子之事盖不同矣。” ○有妇人焉 “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陈师誓众之言，所谓十人，皆身在戎行者。 而太姒、邑姜自在宫壶之内，必不从军旅之事，亦必不以後《山东并数之以足十 臣之数也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妇人为纣 罪矣，乃周之功业必藉于妇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传写之误，阙疑可也。 ○季路问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养无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可以谓之知生矣。”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以谓之知死矣。 ○不践迹 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所谓践迹也。先王之教，若《说命》所谓 “学于古训”，《康诰》所谓“绍闻衣德言”，以至于《诗》、《书》六艺之文， 三百三千之则，有一非践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学礼，笃实而未日新，虽其 天资之美，亦能暗与道合；而足己不学，无自以入圣人之室矣。治天下者迹然。 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则以汉文之几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 之治矣。 ○异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尔”之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曾点浴沂咏归之言， “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积乃仓，乃裹侯粮，于橐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 “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淮夷之役也。 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Θ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糠核 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罗雀鼠，而民无贰 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 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 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挞秦、楚”， 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 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礼》“司右五 兵”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诘尔戎兵”，诘 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铸此兵也。秦汉以下，始谓 执兵之人为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 书，而《五经》无此语也。 以执兵之人为兵，犹之以被甲之士为甲。《公羊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 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 ○荡舟 《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 《楚辞•天问》：“覆舟斟，何道取之？”正此谓也。汉时《竹书》未出，故 孔安国注为“陆地行舟”，而后人因之。 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陈，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晋书•载记》： “陇上健儿歌曰：丈八蛇矛左右荡，十荡十决无当前。”《唐书•百官志》： “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荡舟盖兼此义，与蔡姬之“乘舟 荡公”者不同。 ○管仲不死子纠 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 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 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谓管仲之于子纠未成为君臣者，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矣。 狐突之子毛及偃从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毛、 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与忽不得为纠之臣，是以成败定君臣也，可乎？又谓桓兄纠 弟，此亦强为之说。 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虽然， 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谓之无罪，非也。 ○予一以贯之 “姑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 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 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 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 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 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 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 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 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 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灭若敖氏是也。然此千 万中之一耳，故公教子所述之三说，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则可 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盖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若纣为炮烙之刑， 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此则生而性与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 生而不具者，岂可以一而概万乎？故终谓之性善也。 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且如见孺子入井，亦有不怜者；呼蹴之 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变也。若反从而喜之，吾知其无是人也。 曲沃卫嵩曰：“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 之相近乎？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若汤、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 以至于尧、舜邪？汤、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说；汤、武之不即为尧、舜，而必 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说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 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 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 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殷时诸侯有虞国，《诗》所云 “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 《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 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 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 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徵矣。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太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 此，是为虞公。”《续汉•郡国志》：“太阳有吴山，上有虞城。”虞城”之书 为“吴城”，犹“吴仲”之书为“虞仲”也。杜元凯《左氏注》亦曰：“仲雍支 子，别封西吴。” ○听其言也厉 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厉也，是曰是，非曰非。孔颍达《洪范》正义曰：“言 之决断，若金之斩割。” 居官，则告谕可以当鞭朴：行师，则誓戒可以当甲兵。此之谓“所其言也厉”。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故曰：“约之以礼。”又曰： “知崇礼卑。” ○梁惠王 《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 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 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 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 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 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 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今按 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产，即《纪年》所谓今 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 王同时。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 《孟子》书，惠王自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 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 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 年，燕人畔。与《孟子》这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 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 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 故也。 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 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为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 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 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 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 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 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 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 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动心 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 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 为也之心。 ○市朝 “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 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又曰： “胥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 《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丧，哭 辟市朝。”奔丧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 “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隐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 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节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 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当勿助长也。 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 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说一句 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С。”郑氏曰：“见间当为<间见>。”《史记• 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曰：“刺齿肥，当为肥。”《论语》： “五十以学《易》。”朱子以为“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为二字之 证。 ○文王以百里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 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迁丰，其国巳跨三四百里之 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东临上党，无 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 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 ○廛无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 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 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 《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 百两一布。’”又廛人职：“掌敛市之纟欠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玄 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 属于里。 ○孟子自齐葬于鲁 孟子自齐葬于鲁，言葬而不言丧，此改葬也。礼记改缌，事毕而除，故反于 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丧而还，营葬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 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丧，何以 教滕世子哉！ ○其实皆什一也 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 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匀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 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 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 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 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 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 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 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 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之王， 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 四寸为步。”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 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为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晋人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 之事哉！ ○庄岳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齐街里名也。”庄是街名，岳是里名。 《左传•襄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注云：“六轨之道。”反陈 于岳”注云：“岳，里名。” ○古者不为臣不见 观乎孔子之见阳货，而后知逾垣闭门为贤者之过，未合于中道也，然后世之 人必有如朝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见诸侯，一见诸 侯而怀其禄利，于是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 之言，所以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惟。” 后世之于士人，许之以自媒，劝之以干禄；而责其有耻，难矣。 ○公行子有子之丧 《礼》：父为长子斩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丧，而孟子与右师及齐之诸臣 皆往吊。 ○为不顺于父母 《虞书》所载，帝曰：“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 克谐以孝，义，不格奸。”是则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 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 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为人子者处心积虑出乎此， 而后为大孝耳。后儒以为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说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 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 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 也。又考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 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夫 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 氏之灭，而后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 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周室班爵禄 为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 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 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 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费惠公 《孟子》“费惠公”注：“惠公，费邑之君。”按春秋时有两费，其一见 《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注：“滑 国都于费，今河南缑氏县。”《襄公十八年》：楚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 盖本一地，秦灭之而后属晋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齐乘》：“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鲁季氏吧了。”在子思时，滑国之费其 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后，而僭称公者。鲁连子称陆子谓齐王曰：“鲁费之众臣 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殆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费本鲁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称小国之君，曾子书亦有费 君、费子之称。盖季氏专鲁，而自春秋以后，计必自据其邑，如附庸之国矣。大 夫之为诸侯，不待三晋而始，然其来亦渐矣。” 季氏之于鲁，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国而不敢篡位，愈于晋、卫多矣。故 曰：“鲁犹秉周礼。” ○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 之于心。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 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 之教至于槌提仁义，绝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 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 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吾道者几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 义之言我也。”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以纣为兄之子 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 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 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 王居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 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兽之人，谓 之未尝有才。 《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 乎扩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 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 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 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 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 而射之。虽与之具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 “穷中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视欣然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 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欣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 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 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 矣。故自小，小也；自大，变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 而已。 ○士何事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 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 五曰百工，饬化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 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 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 之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 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 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 呜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坏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 ○饭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 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 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 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 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 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 《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 扬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 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 “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 “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 《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 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 “《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 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 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 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宫也。” 《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子仲 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 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矣。 ○孟子引论语 《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 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 ○孟于字样 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为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盖久亦于 魏、晋以下之传录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 《唐书》言：州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故为“”。 今惟《孟子》书用“”字。 《容斋四笔》言《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并作 “由”，今本作“犹”。是知今之《孟子》又与宋本小异。 ○孟子弟子 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为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 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 矣。“使己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 者。尝学于孟于，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 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 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 子叔乘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隐》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 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吴莱著 《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贫成适尝为孔子门人，尤误。 ○荼 “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荼”，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 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 也。今按《尔雅》“荼”“氵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 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 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 《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 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云：“按《周 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别外。 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红草而粗大，有细 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 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氵荼，委叶。”注引《诗》“以{艹休}氵荼 蓼。”疏云：“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氵荼，陆秽草。”然则 氵荼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从 草从涂。《释木》曰：“贾，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 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Η，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 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 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 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 “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捋荼”，传曰：’荼，萑苕也。” 《正义》曰：“谓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 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 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 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与 贾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 《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Η出巴蜀。” 《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 有茗饮之事。 王褒《僮约》，前云“炮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 为茗。 《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 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 入朝，始驱马市菜。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性不 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 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宋黄庭坚 《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 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鸟可> 《尔雅》“舒雁，鹅。”注：“今江东呼<鸟可>。”即“”字。《左传》： “鲁大夫荣鹅。”《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鸟可>鹅。”《太玄经》： “装次二，鹅惨于冰。”一作“哥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 连鹅，双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鹄鸨，鸨鹅属玉。”扬雄 《反离骚》：“凤皇翔于蓬者兮，岂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鹅 鸿军。”《南都赋》：“鸿鸨鹅。”杜甫《七歌》：“前飞鹅后。” 《辽史•穆宗纪》：“获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 汴梁私捕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未详。或 者骈当作‘’，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 ○九经 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 《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 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 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 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 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 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 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 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 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 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越，宜各 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 《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无璀上 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 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 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 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 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 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 十六年十二月，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 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 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 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 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 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 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 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 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 “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 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 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 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 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 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 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 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 绝响矣。 ○考次经文 《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 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 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 《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 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 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 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 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 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 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 《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 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 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 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 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 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 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 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 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 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卷八 ○州县赋税 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 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 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 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 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 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进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 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 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 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 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 不ㄌ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 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贼，岂有大小轻重不 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 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 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 平阳一路共领降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 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 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 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 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 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 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叛兼理刑。 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 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洛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 于济南，颍、毫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 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 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 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耻，奏言：‘西于县户有三 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 “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 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邓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 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 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 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 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 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 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 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 。’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 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属县 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 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 他虽大，远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 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 州，制曰：“分疆设都，盖资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 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 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州县品秩 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 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 《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 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 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正七品，丞薄如中县之秩。”“洪 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 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后乃一齐 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 之矣。◎府 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 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薄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 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 之地也。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至宋，而 大郡多升为府。王明清《挥麈录》曰：“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 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 升寿州为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以 齐州为兴德军。神自颍王升储，升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 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定州 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唐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 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职勰进 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刑州巳升安国军，遂以刑州为信德府， 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 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升庆国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 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 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 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又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 又以太宗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 德诸府，皆以藩拥麾之地也。”《玉照新志》曰：“徽宗尝封遂宁郡王，升遂州 为遂宁府；尝封蜀国公，升蜀州为崇庆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 如滁、和、泽、沁、郴、靖、邛、眉之类，犹以州名。又有隶府之州，特异其名， 而亲理民事与县尹无别。”县之隶于州者，则既带府名，又带州名，而其实未尝 管摄于州，体统乖而名实淆矣。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 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者乃称府焉，岂不画一而易遵乎？ ○乡亭之职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 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 游徼。三老掌教化；夫职听论，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 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 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为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 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 并之始，而管仲、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 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ガ长、里宰、邻 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赵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祥，然后天 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 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 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 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立一 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 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 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斡之总条，然后 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 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爱 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笃，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 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 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 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 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 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 啬夫，不知郡县。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病县死，属其子曰：“我 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 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二君者，皆其县人 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 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之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 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 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 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 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溪李明 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盖县令之职犹不下锓，而小民得以安其 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而后大坏。然则鸣琴载星有天下者，宜 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 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 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 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 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 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置诸 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而文帝之诏，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 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 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壶 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近世之老人，则听役 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 倚势以陵百姓者也。其与太祖设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 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 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四月，词讼，把持官府。累经整饬，而其患少息，然未 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亡矣。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 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 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里甲 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 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 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 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也人才远不 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 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 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 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 数也，法用方。 ○掾属 《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 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 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 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 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 补阙。臣奉宣诏书则已。”帝乃大陪。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 成晋委功曹岑蛭，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而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 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 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又其变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而吏治因之大坏矣。 《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 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 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 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 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 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 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 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 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庚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从，而可委 之数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 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 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 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 之于一面，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圣，比屋可封。咸以为有道 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坎复增多。官有常员，人无 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阿混，玉石难分，用舍 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 二代，焕乎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 ぁ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此 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 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 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 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 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居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 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 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 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 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 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 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贬未明，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 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 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 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 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特采刍言， 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 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 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 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 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 矣。” ○都令史 《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 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 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浪，以尽时 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 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 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 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 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悄，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 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旧唐书》：“许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每 注官，多委令下笔，子儒但高枕而臣，语缑直云‘平配’。由是补授失序，传为 口实。”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著令也。 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开诚布公，以任大臣； 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 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 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 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 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 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 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 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 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 贿。处厚恶之，谓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夫身为大臣，而有甘 临之忧，系Т之疾，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 谢肇氵制曰：“从来仁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 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 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 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 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 由也。” 又曰：“国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 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 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 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 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 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 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ウ 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 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 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 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 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 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 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 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 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 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 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 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 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 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 “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 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 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 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颦呻动息， 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 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 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 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 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更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 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 天下便之。 ○省官 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或空置，太 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 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 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 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丛脞而不胜，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 事不可为矣。 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 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 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 寡之间矣。 ○选补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徵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 辅尤异，天子许之。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是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 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 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 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 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弊 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 于慎行《笔麝》言：“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患中人请托，难于从违，大选外 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 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 职，而无所秉成，亦已陋矣。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 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 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 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士不谙，语音不晓， 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 公邪？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 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 以关外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 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 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 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 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 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中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 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 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 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 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 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 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 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 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 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 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有明正统元年 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 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 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时之敝， 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举债 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 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峤择吏，与江 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 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 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 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 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为敝 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 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敏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 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 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 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 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 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群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颍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 “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议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愤世 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之人 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 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 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云中，以宋为吏部尚书，李义、 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 其公。宋时此法犹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 代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于后魏崔亮。今读亮本传，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 传曰“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 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 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 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 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 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产 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 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 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 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 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 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史部，两郎中，而 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 不解书计，惟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 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 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 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 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 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 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 观其答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 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惮，而不复前王之 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 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 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 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 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 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呜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欤？ 《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 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 士，咸被荐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 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 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 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亲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 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 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 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 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这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 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 本于光庭也。” 宋孙洙《资格论》曰：“三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 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 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 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 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贤大德也， 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 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 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贤才之伏于下者，资格阂 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岁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增累考级而得之矣。 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 资格牵之也。今夫计岁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斗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 衣而群争诉矣。其甚者或怀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几耳。故 曰：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 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靡刂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爱其 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 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然而行 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者也。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资格之弊，流 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 事抚弊，百吏废驰，法制颓烂决溃而不之救也。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 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 也。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 实，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 列籍按氏，差第日月，Ш然而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 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入考者为优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 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 金章宗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 平章政事张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甫为相， 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绵非常之材与？” ○铨选之害 宋叶适论铨选之害曰：“夫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故自一 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贤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窃怪人主之立法，浑为 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贤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铨 选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也。处之以其地， 任之以其官，与之以甄别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 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 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 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 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 为天下大弊之源乎？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学士大夫勤身 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 旦之为是官，噤舌拱手，四顾吏胥，以问其所当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 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当守此法而已。嗟夫，岂其人这本若是陋哉。 陛下有是名器，为鼓舞群动之具，与夺进退，以叙天下，何忍袭数百年之弊端， 汨没于区区坏烂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则治道安从 出，而治功安从见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今之所循者春 衰乱之余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复也。”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 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 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 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 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 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 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 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 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 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这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 ‘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 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 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 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 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 无以诘，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 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 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 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 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 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小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 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 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 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 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 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这权不异于宰相，亦 不异于一吏。夫宰相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 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 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薄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 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 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 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 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薄尉，自薄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 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 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 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 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 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 薄，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 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 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 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 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 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 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 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 散邪？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薄以 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 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 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 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 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 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 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 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 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 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 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 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 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 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 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 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 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 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 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 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 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 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 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 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 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菜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 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 例邪？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 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 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 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员缺 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 求者十辈。”《魏书•元修义传》：“迁吏部尚书。时上党郡缺，中散大夫高居 求之。”至唐赵憬审官六议，遂有人少阙多、人多阙少之语。而崔以中书侍郎 知吏部选事，至逆用三年员阙。今狐亘在吏部，杨炎为侍郎，至分阙，以恶阙 与炎。其名相传，至今不改矣。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奏：‘兵戎未息，仕进颇多。比来每 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选也。 《大唐新语》：“刘思立为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 人有索宪阙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选门， 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谓载能振理风俗。自今言之， 不过索一丁忧之阙，亦何至见摈于清议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亲未死而设为 机阱以谋夺其处，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 不至邪！愿后之持铨衡者常以正风俗为心，则国家必有得人之庆矣。” ●卷九 ○人才 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这智虑自不能 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 以汉这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 而同归于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 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 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则 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其君子工于绝而不能获敌之首，其小人善 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诚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 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吕氏春秋》所云：“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 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又如刘ナ所云：“谋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诈足以抑 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者，呜呼！吾有以见徒法之无 用矣。 《实录》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上 问：‘庶官之选，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何患不 得？’；上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不亦难乎” 朕以为教养有道，人材自出。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 文采。此知本之论也。徒循三载考绩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虽尧舜，亦不 能以成允厘之治矣。’” ○保举 《宋史》：“元初，司马光为相，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 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故孔门以四科取士， 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则世无可弃之士。臣 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 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 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 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 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 令，能断请谳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 夫，职自观文殿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 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案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 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诰命仍备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 以谬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 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 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 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 宽宥，则不敢妄举矣。” 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韩非子》云：“王登为中牟令，言中牟士中 章胥已。襄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晋重列 也，今无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 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执要之论也。善乎！子夏之告樊 迟也，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 尹，不仁者远矣。” 《唐书》：崔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数人。 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邪？” 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官，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闻，何由得其实？” 帝以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犹能听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 部，是以职任专而事体顷者令朝臣各荐所知，恐开私谒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乞 令杜绝，一归铨部。”事下，行在吏部尚书郭等覆奏曰：“往时朝廷虑典铨者 未尽知人，故敕廷臣各举所知，其法良矣。脱有徇私，邦宪昭然，谁肯同蹈？今 恭听流言而尼良法，未见其当也。”乞令仍旧，从之。 ○关防 《隋书•酷吏传》：“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僮仆 无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为异事，岂非当日法制虽严，而关防未若 今之密乎”末世人习浇讹，防闲日甚，少不禁饬，则奸宄之待投间抵隙，无所不 至。长吏到官，以关防为第一义。然愚以为但无至公之心以御之尔。《世说》： “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 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 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唐姚合为武功尉，其《县居诗》曰：“朝朝门不闭， 长似在山时。”在旷达之士犹且为之，而况于大贤也” 《大唐新语》：“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 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有私引 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 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服。”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谓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本以绝欺蔽，防奸伪， 特一时权宜尔。果正人君子，焉用是为？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仍移文诸 司，使知朕意。’” ○封驳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齐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 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此《畜 君》之诗所为作也。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 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 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如袁 高、崔植、韦弘景、狄兼、郑肃、韩、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 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 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 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 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 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 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 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 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 之官无敢抗科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 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这力，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 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 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 泽。百余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 ○部刺史 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 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 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 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 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 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 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本自 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 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 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 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 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 夷，轩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 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 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然后知刺史六 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 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 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 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 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脚史乎？至于秩止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曰：“方伯者，天 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盖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 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 而轻议而邑志载之。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 具矣。”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 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决，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 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频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至玄 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此则巡按之 名所由始也。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曰：“言念苍生，心必 遍于天下；自古良牧，福犹润于京师。所以历选列城，聿求连率；岂徒刺察，将 委辑宁。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任寄已深，声 实兼茂。咸贯通于理道，益纯固于公心。或华发不衰，或白圭无玷。可以轨仪郡 国，康济黎元。间岁已来，数州失稔，颇致流冗，能勿轸怀？而吏或不畏不仁， 不安不便。诚须矫过，必在任贤。庶蠲疾苦之源，以协大中之义。若令行一道， 利乃万人。朕所设官，以俟能者。” 于文定《笔麝》曰：“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 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 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 轻矣。本朝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 不及也。” 《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 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即位， 置九路提刑使。” ○六条之外不察 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故朱博为冀州刺 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 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 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翟方进传》言：“迁朔方 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 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自今惟 官吏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问，其细事毋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 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 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旧刺史之职， 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 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疏言：“昔自秦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 十三郡，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 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 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俸禄，分 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 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 昔太平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 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 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 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 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 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 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 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 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 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著于策书。窃 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 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 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官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 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观此，则今代所循大抵 皆宋之余弊矣。 ○知县 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这事。杜氏《通典》所谓“检校、试摄、判 知之官”是也。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 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已后。其初尚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 《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 前镇国军判官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 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 知县，则起自宋初。《本朝事实》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 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 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言： “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 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 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 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 沿其名至今。” 《云麓漫钞》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 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 宋时结衔，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以其本 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则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 某县知县，文复而义舛矣。 北齐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五代选令，必皆鄙猥之人。自 古以来，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琐者，有此二败。以今准古，得无同之。 ○知州 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 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 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诚，受词 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 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 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甫为相。病方镇强恣，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 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临制 州县，盖赵公开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 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 府，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是权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 也。今则直命之为知府，非也。 ○守令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 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 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 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 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 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 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 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 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 日之急务也。◎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 守令满秩，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 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 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狱，各 有分职，守不则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 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 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 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 则郡有都试，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 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 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 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 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 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 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 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 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 挟，仓空虚，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 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 民灾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 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宋理宗淳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 有四：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 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 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 此数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旧唐书•乌重胤传》：“元和十三年，为横海节度使。上言曰：‘臣以河 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 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 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 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 归名分。是后虽幽、镇、魏三州以河北旧风自相更袭，在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 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赐敕，然无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 邢正将之任，以廉州密迩珠池，喉襟交址，近为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生民凋弊， 特请赐敕。从之。吉安府知府许聪将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词讼繁兴，亦请 赐敕，俾得权宜处置。从之。 ○刺史守相得召见 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 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 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当 日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堂陛之间，不甚阔绝。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 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赐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 秦纵横。”赐吾丘寿王书：“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 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光武劳郭曰： “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 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 监司，饰功状于文簿者，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其在唐时，犹存此意。玄宗开元 十三年，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于洛滨，御书十 韵诗赐之。宣宗时，李行言自泾阳县令除海州刺史，李君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 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笔。入谢之日，处分州事，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夫人主而 欲亲民，必自其亲大吏始也。 《册府元龟》：“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于宣政门 外谢，便进状辞。其授官于朝常礼谢，并不须侯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 史，皆临轩册拜，特示恩礼。近岁虽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皆便殿口对赐衣， 盖以亲人之官，恩礼不可废也。时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复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 适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请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旧典也。”今日则名为陛辞， 而不得一见天颜。堂廉内外之分，益为邈绝。 ○汉令长 汉时令长，于太守虽称属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如萧育为 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 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 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 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吏数百人拜谒车下。 陶廉为舒令，太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尝舞属 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谦曰：“不可 转，转则胜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难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汉时长吏 之能自树立，可见于此矣。 《宋史•司马池传》：“授永宁主簿。与令相恶。池以公事谒令，令南向， 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 疏，以为郡县选举，由来共轻，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三载黜陟，有称职者 方补京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唐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 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历都督、刺史， 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 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从之。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 任县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亲人之官， 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浸消，颉颃清涂，便臻显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 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不知人疾苦， 保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者，宰臣 不得拟议。”宋孝宗时，臣僚言：“吏事必历而后知，人才必试而后见。为县令 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差等。未历 亲民，不宜骤擢。”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此开元、 乾道之吏治所以独高于近代也。明代纶扉之地，必取词林，名在丙科，始分铜墨。 于是字人之职轻，而簿书钱谷之司一归之俗吏矣。汉谚有云：“取官漫漫，怨死 者半。”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战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 常切痛心。”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坐右乎？ 贞观初，马周上言：“古者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 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 武夫、勋臣，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 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夫以太宗之 政，而马周犹有此言，则知重内轻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 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汉孝 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绵为光禄大夫，辟强守 长乐卫尉。孝平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 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 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フ，五从侄郑县尉 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 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 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同盟，不勤于德；常县右职，以劝其从。先委宗卿，精 为内举，量能考行，历任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益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 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书》不云乎：‘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与！违道漫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 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宝三年正月， 诏皇五等以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德宗贞观元二年 八月，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谓宰臣曰：“朕不欲独用外戚， 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昭宗乾宁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 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曰：“支度牢笼之务，弛张经制之 宜，当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故终 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旧史赞之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宋子京以为： “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 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 为弃物。”曹ぁ所谓：“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或比国数人，或兄 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正有明当日之事也。崇祯时，始行换 授之法，而教之无素，举之无术，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三百年来，当国大 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 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 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乃即位已后，但有续封之典，而无举贤之诏。明 章已下，恩泽教训，徒先于四姓小侯，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然而亲疏并用，犹 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 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维城录》，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树功 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参错天下，为牧师，亦何至大盗覆都，强臣问鼎，而十 六宅诸王并歼于逆竖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得进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为宗人羞， 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崇祯中，得进士十二人，惟朱统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国 子监察酒。而其始馆选时，尚有以宗生为疑，吏部尚书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 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换授甚多，然当板荡之际，才略无闻。 张邦基《墨庄漫录》言：“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 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氵直亦除。 八年，又除子栎，乃靖康之变已不旋踵。有明之事，与宋一辙。 昔后魏元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孝文帝谓邢峦曰：“此儿竟可。所谓王孙 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 人主之宗属，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 闵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其兄弟，此周之所以兴。惩吴、 楚七国之变，而抑损诸侯，至于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此西汉之所以亡也。夫惟 圣人以至公之心，处亲疏之际，故有国长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国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兴初，国事危急，曹王 出质，已卧疾，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奏曰：“闻 讹可欲议和。讹可年幼，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 “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 所顾藉；有急则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 臣相顾泣下。哀宗虽亡国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祸卒 至于此，岂非后王之永鉴哉！ 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有明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 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 《英宗实录》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 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请如诏于军民之家自择昏配。’从之。时其长女 年四十，长子年三十六矣。”此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孙，而怨旷之感不得 上闻已如此，又况数传而下者乎！于其请名、请昏无不有费，而不副其意，即部 中为之沈阁。 《宋史•赵希曜传》：“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 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 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 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悉命以 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 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 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且聚 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 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亵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 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 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 耳目之所不及，思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杖杜》作而晋微，《角弓》 刺而周替，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 ○藩镇 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岳飞说张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 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 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 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 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 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则敌不难却也。”呜呼，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 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 四道，金至兴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说》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 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 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 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 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 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 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 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 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 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请盟，于是 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 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据赵、燕，强相均，地相 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尔，安 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 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 何如哉！” 不独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镇之势重也。王应麟曰：“郡 县削弱，则戎翟之祸烈矣。” 《宋史》：刘平为延路副总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 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赋 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 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俸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 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 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馈粮，兵民并困矣。宋初之事，折 氏袭而府州存，继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为后人之鉴也，择其族大有劳 者为首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以为藩篱之固。”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 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 ‘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 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 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 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 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 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 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 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 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 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 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 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 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 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 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 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得， 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通，以为爪牙，军中之改俱以便宜从事。 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 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 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难，长驱百舍，进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 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 病本务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 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 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 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 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设险， 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 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 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 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 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 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 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进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 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 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 “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 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 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荣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 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 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乃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 验矣。 金都大梁，贞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 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 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 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 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太祖奖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 “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 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 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 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 “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 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 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 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 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 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 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 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 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 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 奏凡两上，皆不服。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 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 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 ○宦官 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 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 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 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共隋蔡允恭为起成舍人，帝遣 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 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 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周礼》：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蛰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 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 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 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 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过色为本。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至 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 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 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 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 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 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至洪熙元年六 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 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 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书：管事袁琦 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 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 出，而藉口于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 泄迩”。 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某肃总兵官都督费不能专断 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耻 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 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 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 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 余人，坐守义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耻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 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耻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 “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耻，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 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 “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耻。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 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后》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 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 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 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 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 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 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 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 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历之兆矣。”事寝不行。 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 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正统末年，王振专权， 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关，欲危宗社。今日朱 玉专权，谋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贻笑于四方，取议万世者也。臣请自今以后， 一不许内官与国政，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 立产业。自古内官贤良者万无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 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 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臣与闻 国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 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之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有正 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陛下天纵圣明， 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史致疑。称美者骤逾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急归朝廷， 恩结宦寺，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 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 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 外，内外相通，内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 置立家产者，此也。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则祸乱自然不 作，实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则祸起萧墙，变生付腑腋，异日之患有不可言者 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举朝廷之所讳。臣等虽愚，亦知避祸。但受恩朝廷， 无以为报；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 上责徽等妄言要誉，命吏部俱调州判官。 中都之变，宦官偾事之前车也。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以外廷无人甚也。 平阴之役，夙沙卫殿殖绰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天子以耻天下之士大夫， 而士大夫不以为耻，且群然攻之。廷论虽哗，上心弗信。及暂撤之，而士大夫又 果不足用也，于是乎再任宦者，而国事已不可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 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 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 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内廷既不 可用，外廷亦遂无人，而国事又将谁属乎？至于昭王叹息，思良将之已亡；武帝 咨嗟，虑名臣之欲尽。而燎原靡扑，过涉终亡，可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 之所能成，古先王于多难之时，而得贤臣之助者，以其养豫而储之广也。《传》 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则必在于 人才矣。”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 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 即入奏之。上因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 号曰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 终至亡国。论曰：夫以蛰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失政刑矣。唐之 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谕礼部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 攸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独严近习之防，敕内官毋 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拔本澄源，意甚深远。朕鉴后追前，凛持祖 训。自今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典礼缮戎，或鸠工管钥，或司膳服，或 办文书，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即 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察旧典，开无职掌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疏言：“周 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官，掌于小宰。古圣垂法，下戒将来，盖其慎也。太祖 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而取衷焉。其设内官也，监司局库各有定员，秩不过四品， 俸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假窃之 渐。至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矣！虽二十五年曾遣 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然往谕属番，于军 民无与，且不假事柄，亦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无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肃 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而时事偶异，中 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始有守备南 京者。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称 监枪者，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至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且令提督禁兵内操， 分坐勇士四卫军营，益非祖宗之旧矣。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造， 榷税开矿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递 迁，易世每多厘正。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媲美 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结’二语，足括千 古治乱之源矣。臣等伏读宝训，深溯治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 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织启；遵典章则职守自属，严内 外则侵越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敝，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者也。谨遵圣谕， 备察旧章，将各监局职掌著为令甲，可考见者，胪列上呈现，恭候圣明裁夺。” 得旨申饬。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至魏忠贤则生而赐祠，且遍于天下矣。 故圣人戒乎作俑。

○禁自宫 《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 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 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 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 希凯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 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差 别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 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宏治五年，自净身者本 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 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 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 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 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 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 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 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自宫其幼 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 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 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 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满朝，金玉塞涂，至今 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 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 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 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 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未育，殆由于 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 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 臣进养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 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 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袭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 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 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 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 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 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 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 百二十步为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 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 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及诸郡 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 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 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 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 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 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 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 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 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 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 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札地独小，粮独重。盖 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 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科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 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 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 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 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 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 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 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 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 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时田制不立，川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 按。”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 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 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 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 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并于渭南， 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 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新河县。地； 清河、威县之间，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邹县，地；清州之益都等县 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 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 有如沈丘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 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 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 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 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田制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 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 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 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 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 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 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 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 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 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 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 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 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 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 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 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 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 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 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 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 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 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 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 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 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 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 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 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 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 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 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 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 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 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 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 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 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 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 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 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 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 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 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 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 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 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 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 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 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 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 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 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 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 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 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 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 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 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 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 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 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 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 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 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 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 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 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 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 书胡氵荧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 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 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 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 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 氵荧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 民。耕作既劳，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 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右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 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 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名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 粮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 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 禧三年，诛韩佗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佗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 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 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 “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 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 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 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 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 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 朱、张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管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 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 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 鲁王周阿不刺、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 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 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 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 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 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 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 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 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 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 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 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 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 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用之赋”，《金史》所 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 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 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 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 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 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 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 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 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 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 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 深，而不可救也。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 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嬴绌，率数 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这不杏劝也？且景定之君臣，其 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 自亡其国。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 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 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 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 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 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 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 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 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 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 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 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 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 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 者矣。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 管草场田地佃户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匀一则，至今 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升五勺。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 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 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 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 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 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 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 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 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 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 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廨 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 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 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 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 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 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 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 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 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 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 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 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 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 税也。降及中第，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 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 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 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 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 以给百官俸。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 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 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 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 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 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 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 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 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 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 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 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诗》云：“硕鼠 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 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 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 无过十亩，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识，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著议， 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 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 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 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为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 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 “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 于专室土圜之中。”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 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 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识。”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 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 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庞之化，岂难致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 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 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 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 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 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 意亦可行之会乎？ ○马政 “析因夷奥”，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 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 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 致马千匹。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 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 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 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 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 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实录》言：永乐元年七 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 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 “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 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 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 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 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 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时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 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 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 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 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 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 “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 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奏：“县在山谷， 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 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 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 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 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 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 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 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 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 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 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 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 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 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更稻 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 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 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 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 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 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 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 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 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 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上万缗，季年乃六 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 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 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 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 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 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 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 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 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 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 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茶本钱，纵园户贸易， 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 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 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卷十一 ○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 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 “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历志》言： “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 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 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 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 •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 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 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 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 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С。”注：“凡觞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诗》 曰：“无姑酌彼金。”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 “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 注：“饭，所以实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 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 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赵充国传》： “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 三百日食，用备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 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 “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 “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 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 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谒，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 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 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 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 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 之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 复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 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 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 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 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 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 弱。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 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 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 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 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 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 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 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 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 其情；准正三辰，是悬象无所容其谬。施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 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 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 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 之所取征，皆纟圭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 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 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 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 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 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 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 《汉书•贷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 是汉时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 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 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 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 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 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 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 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 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 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 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 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 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 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 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ね”， “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叶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 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 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 从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于十五 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 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 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 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 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 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 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 “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 “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 之中。所谓二铢四萦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 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萦百、萦千以至于 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义，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 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 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太府寺旧铜式，自一 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或自钱始，则 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 其法盖取《汉志》子谷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就成二术。因度尺 而求牦，自积黍而取萦以牦、萦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 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 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 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 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 下别出一星，星等五萦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萦。末毫至 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萦。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 四萦，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 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萦、铢，各定一钱之则。 毫则百，牦则十。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杖为一两，萦以二百 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 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每 四毫一线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萦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 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萦，二铢四萦为钱，二萦四黍为分， 一萦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萦之数成矣。先 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 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 所措，中外以为便。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 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 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 为毫，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 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 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 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 石。”此则权之名。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 矣。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 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 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 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 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区，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 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 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 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 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 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 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 “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至有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 《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 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 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 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 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 云：“洪武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 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 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 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 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 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 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 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元史》：“至大银钞 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 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 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 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 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 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 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 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 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 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 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 甍ㄆ栾楹，全以金饰，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 “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 “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 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此皆耗金之由也。 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 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 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 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 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 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 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 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 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 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 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 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 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 私同见钱用。”又：“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 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 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 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 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 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 复开福建、浙江银场，乃仓米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 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 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 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 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 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 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 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 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 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 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 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 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 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 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氵荧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 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 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 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 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 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 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 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 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 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 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 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 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仓无见 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 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 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 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 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 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 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 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 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用 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 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 舍所有鸸赠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 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 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 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 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 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 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 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 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 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 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 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 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 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 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 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 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 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 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 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 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 出。今乃使农人贱卖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 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 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 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 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 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 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 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 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 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 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 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 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 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 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 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 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 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 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 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 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 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 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 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是诸税悉收、帛、细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 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右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 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 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监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 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 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吴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 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 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 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 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 厌其贪忄林，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 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 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这数， 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 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 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 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 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 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 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 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 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 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 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 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 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 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 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 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这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 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 唐宋之时；河朔这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