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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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离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一九三二年程鼎興為亡妻金淑姿刊行遺信集，托人請魯迅寫序。魯迅所作的序，后編入《集外集》，題為《〈淑姿的信〉序》。
〔３〕鄭鄤號癮陽，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啟年間進士。崇禎時溫体仁誣告他不孝杖母，被凌遲處死。〔４〕“官僚”陳西瀅攻擊作者的話，見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報副刊》所載《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陳西瀅誣蔑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報副刊》、《語絲》等不斷載有談論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語，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
〔７〕言筌言語的跡象。《庄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識佛家語，据《法華文句》解釋：“聞名為知，見形為識，是人益我菩提（覺悟）之道，名善知識。”
〔９〕梵文ｏｍ的音譯，佛經咒語的發聲詞。
誰的矛盾
蕭（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２〕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愿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后，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后，大做—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于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听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几句，听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３〕一同關在牢監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于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須發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為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著的好。
因為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二月十九夜。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論語》第十二期。〔２〕蕭伯納（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政治組織“費邊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同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訪問蘇聯。但他始終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主要作品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大都揭露和諷刺資本主義的偽善和罪惡。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牛蘭（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羅·魯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蘭，“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蘭夫婦同在上海被國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監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國”罪受審。牛蘭不服，于七月二日起進行絕食斗爭。宋慶齡、蔡元培等曾組織“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營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獄。
談金圣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圣歎〔２〕，其實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義以自辯，并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坏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后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并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３〕輩的唾余；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余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于《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４〕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后小半，〔５〕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于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換了一只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于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嚙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后來能夠比較的不复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只在“流”与“坐”，卻并不在“寇”与“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６〕宋江据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圣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腊》〔７〕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听說四川有一只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８〕，价值既遠過于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金圣歎（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原姓張，名采，吳縣（今屬江蘇）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西廂記》、《水滸傳》等。据清代王應奎《柳南隨筆》載：清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大行皇帝（按指順治）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翱令，于是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于文廟，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歎与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圣歎与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箱沒入官。聞圣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圣歎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邊塞云。”
〔３〕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在《觴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說、戲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讀書》詩中，把《离騷》、《庄子》、《西廂》、《水滸》和《焚書》并列。金圣歎也曾以《离騷》為第一才子書，《南華經》（《庄子》）為第二才子書，《史記》為第三才子書，《杜詩》為第四才子書，《水滸》為第五才子書，《西廂記》為第六才子書。〔４〕《西廂》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雜劇，元代王實甫作。金圣歎在批注《西廂》時，曾參校徐文長、徐士范、王伯良等較早的刻本，作了一些有根据的改動，但有些卻是主觀妄改的，如將篇末“謝當今盛明唐圣主”改為“謝當今垂帘雙圣主”，則更是為了奉承清順治皇帝及其母后而亂改的。
〔５〕截去《水滸》的后小半明中葉以后，《水滸傳》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种版本流行。明崇禎十四年（１６４１）左右，金圣歎把《水滸》七十一回以后的章節全部刪去，另外偽造了一個“惊噩夢”的結局（盧俊義夢見知州“嵇叔夜”擊潰了梁山隊伍，并殺絕起義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為楔子，成為七十回本。〔６〕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陝西米脂人，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崇禎二年（１６２９）起義，崇禎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李兵敗退出北京。据清初彭孫貽《平寇志》等野史記載，李自成初進北京時，“貼安民榜云：‘大帥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擅掠民財者，凌遲處死。’……民間大喜，安堵如故。”后來李自成退出北京時，“宮中火作，百姓知‘賊’走，必肆屠僇，各運器物，縱橫堆塞胡同口，盡以木石支戶”。
〔７〕《武松獨手擒方腊》過去流行于民間的戲劇。按《水滸傳》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腊的是魯智深。
〔８〕飛艇當時對飛机的一种稱呼。
題記
雜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書店初版。本版抽出《〈兩地書〉序言》（存目），以免与編入第十一卷中的《兩地書》的《序言》重复。
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為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据說，我极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１〕。前兩點我很惊奇，后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几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于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著皮鞭的走過來，便赶緊低下頭去么？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几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著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里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准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２〕配對。我在私塾里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干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３〕一位嘍羅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据說小人的造謠；〔６〕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里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著了鬼迷，做了惡夢，胡里胡涂，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确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借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７〕上者外，几乎都在這里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為還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８〕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齋記。BB
〔１〕南腔北調見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魯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
〔２〕《五講三噓集》參署本書《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這本集子后來沒有編成。
〔３〕梁實秋當時任青島大學教授，并主編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周刊》。
〔４〕一位嘍羅儿指梅僧。他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發表的《魯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說：“曼肯（即門肯）平時在報章雜志揭載之文，自己甚為珍視，發表之后，再輯成冊，印單行本。取名曰《偏見集》，厥后陸續匯集刊印，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無窮。猶魯迅先生之雜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兩冊問世。”
〔５〕門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譯孟肯、曼肯，美國文藝批評家，散文作家。他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反對學院、紳士的“傳統標准”，反對一切市儈和社會上的庸俗現象。他的主張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義”者的攻擊，雙方論戰數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見集》，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冊。
〔６〕梁實秋在為吳宓等譯的《白璧德与人文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說：“我自己從來沒有翻譯過白璧德的書，亦沒有介紹過他的學說……但是我竟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見的攻擊白璧德的人，都是沒有讀過他的書的人，我以為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談》《申報》的副刊之一。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連續在該刊發表雜文；后來將一月至五月發表的編為《偽自由書》，六月至十一月的編為《准風月談》。
〔８〕《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三期改為旬刊，“左聯”刊物之一，魯迅、馮雪峰合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次年一月即被國民党政府禁止，僅出三期。《文學月報》，“左聯”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應（周揚）等編輯。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創刊，同年十二月被國民党政府禁止，僅出六期。《北斗》，參看本卷第３６５頁注〔１〕。《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為綜合性月刊，汪馥泉編輯，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濤聲》，文藝性周刊，曹聚仁編輯。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論語》，文藝性半月刊，林語堂等編，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申報月刊》，申報館編輯和出版的國際時事綜合性刊物，也刊載少量文藝作品。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文學》，月刊，鄭振鐸、傅東華等編輯，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听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２〕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与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并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干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只來看寫著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并沒有說）。
但他后來就有點“痴”起來，他不知從那里拾來了一种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為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异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終于贊成曾點者，〔４〕就因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為“載道”的夢，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著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于“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為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里面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于達到這一种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才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并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洁，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么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吃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著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吃，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志》記者在《讀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么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制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于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只注意于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儿多愛父親，儿子多愛母親，即因為异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并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极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面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么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余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于這階級），很能夠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比上面說過的那些志向要大得遠，不過這里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學雜志》第一號。
〔２〕《東方雜志》綜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務印書館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號”（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夢想”專欄。當時該刊的主編為胡愈之。
〔３〕《東方雜志》記者在“新年的夢想”專欄的《讀后感》中說：“近來有些批評家把文學分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這兩類。我們的‘夢’也可以同樣的方法來分類：就是‘載道’的夢，和‘言志’的夢。”又說：“‘載道’的夢只是‘异端’，而‘言志’的夢才是夢的‘正宗’，因為我們相信‘夢’是個人的，而不是社會的。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釋，夢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識，于睡眠，解放出來。……所以‘夢’只是代表了意識的‘不公開’的部分，在夢中說教，在夢中講道，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這到底是不常有的夢，至少這是白日夢而不是夜夢，所以不能算作夢的正宗。只有個人的夢，表現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夢。”按《東方雜志》記者所說的“近來有些批評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認為中國文學史是“載道”文學和“言志”文學的消長史。
〔４〕“盍各言爾志”語見《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孔子贊成曾點的話，見《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曾點）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与點也。’”〔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譯弗*摶戀攏碌利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者。這种學說認為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一切精神現象，乃至常人的夢，精神病患者的症狀，都是人們因受壓抑而潛藏在下意識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別是性欲的潛力所產生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夢的解釋》、《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學》、《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語，原義為檢查官，弗羅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用以表示潛在意識壓抑力。
〔７〕名人指在《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上“說夢”的一些國民党官僚，如當時的鐵道部次長、抗日戰爭中做了漢奸的曾仲鳴說：“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中國銀行副總裁俞寰澄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等等。
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几個青年的作家。這并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２〕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３〕。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５〕的几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愿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里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确的。白莽并沒有這么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么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么一個怪名字（怎么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么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里，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几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几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几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后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么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赶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据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万有文庫》（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种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极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后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８〕之類的手里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听過我的講義，那么，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么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复。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气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儿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于“复”字卻未必有這么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宁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９〕，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几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朴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气息，但實際上并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惊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后來他對于我那“人心惟危”〔１０〕說的怀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几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准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后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洁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并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并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体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并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种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听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里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么“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劇玻保病車淖雜桑椿褂猩裊擔矣謔薔吞幼摺玻保場場*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里，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１４〕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确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几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后來不确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确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几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么，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生命誠寶貴，
愛情价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１６〕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１７〕，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几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二月七——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２〕五個青年作家參看本卷第２８３頁注〔２〕。〔３〕“左聯”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藝新聞》第三號（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為題，用讀者致編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來。
〔４〕林莽即樓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譯家。當時“左聯”成員。
〔５〕彼得斐（ＰｅｔｆｉＳa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譯裴多菲，匈牙利愛國詩人。主要詩作有《勇敢的約翰》、《民族之歌》等。〔６〕《萊克朗氏万有文庫》一八六七年德國出版的文學叢書。
〔７〕丸善書店日本東京一家出售西文書籍的書店。〔８〕“三道頭”當時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綴有三道倒人字形標志，被稱作“三道頭”。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時的侍講學士、文學博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為帝（即永樂帝），命他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被滅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語見《尚書·大禹謨》。〔１１〕《說岳全傳》清代康熙年間的演義小說，題為錢彩編次，金丰增訂，共八十回。該書第六十一回寫鎮江金山寺道悅和尚，因同情岳飛，秦檜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內“升座說法”，一見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語，佛家傳說有些高僧在臨終前盤膝端坐，安然而逝，稱作“坐化”。偈子，佛經中的唱詞，也泛指和尚的雋語。
〔１２〕涅~劇》鵂矣錚囊琶稹□饌訓齲阜鷙透呱乃勞觶步性布擰：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屬避居黃陸路花園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當時是慎昌鐘表行的職員，和柔石同住閘北景云里二十八號，柔石在獄中通過送飯人帶信給他，由他送周建人轉給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据《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將此詩書成小幅，托內山書店寄給她。〔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國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長。〔１７〕向子期（約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內（今河南武陟）人，魏晉時期文學家。他和嵇康、呂安友善。《思舊賦》是他在嵇、呂被司馬昭殺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見《文選》卷十六）。
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于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們總是說蘇聯怎么窮下去，怎么凶惡，怎么破坏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敵的實業党〔２〕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么？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３〕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么？關于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烏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說，一九一九年*校諛箍頻惱估闌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兩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极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复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异于從前，仿佛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
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听到別國的失業者，排著長串向饑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网之下，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它要去懲辦了。
它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它們死〔５〕，接著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里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胜”的牌坊〔６〕（但后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里？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准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干什么呢？我們還會再被騙么？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實業党蘇聯在一九三○年破獲的反革命集團。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國帝國主義的指使，混入蘇聯國家企業机關，破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該案破獲后，其首領拉姆仁等被分別判處徒刑。〔３〕綏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譯謝芙琳*齲蘇聯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說《肥料》、《維麗尼雅》等。唆羅訶夫（ＭAＡABKFKHKL），通譯蕭洛*舴穎樟□導遙諧□□怠毒簿的頓河》等。
〔４〕烏曼斯基（dACqIJSOT\）當時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的新聞司司長。《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國的新藝術》）是他所著的一本書。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對德作戰，隨后，英法兩國先后招募華工十五万名去法國戰場，他們被驅使在前線從事挖戰壕及運輸等苦役，傷亡甚多。〔６〕“公理戰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宣揚他們打敗德、奧等同盟國是“公理戰胜強權”，并立碑紀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建立了“公理戰胜”的牌坊。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沃□□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鰨椋簦玻病場Ｈ氈鏡模竅哪渴蛻竿狻玻場場回國以后，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么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准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几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几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听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几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种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气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构的宏大毀坏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干，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极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８〕我以為這話是极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种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种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坏處說坏，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么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
〔２〕顯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蘭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蘭農民的痛苦生活和波蘭人民反對异族侵略的斗爭。著有歷史小說三部曲《火与劍》、《洪流》、《伏洛竇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說《炭畫》等。〔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我是貓》、中篇小說《哥儿》等。森鷗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小說《舞姬》等。
〔４〕會館指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陳獨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任党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后他成為取消主義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党小組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党。“五四”時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魯迅從事小說寫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語：文体家。作者這里所指似為黎錦明。黎在《論体裁描寫与中國新文藝》（見《文學周報》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訂本）一文中說：“西歐的作家對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体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体裁的修養外，其余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挂在筆頭上。”
〔７〕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指胡夢華。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后》，攻擊汪靜之作的詩集《蕙的風》，認為其中某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參看《熱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８〕這是東晉畫家顧愷之的話，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按即顧愷之）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体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當時俗語：這個。
小品文的危机
仿佛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种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銹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里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几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几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閒，在客棧里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閒，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２〕，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挂在万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云岡〔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于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絮》〔４〕，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后，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但這時卻只用得著掙扎和戰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晉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６〕的《讒書》，几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７〕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鑣。明末的小品〔８〕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坏。這种作風，也触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后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斗，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斗，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里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种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謂危机，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极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將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准備。
八月二十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六期。
〔２〕《蘭亭序》即《蘭亭集序》，晉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余字。
〔３〕云岡指云岡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創建于北魏中期。現存主要洞窟五十三個，石雕佛像飛天等五万一千多個，其中最高的佛像達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駢体文選集，共四卷，清代許~氨嘌！玻怠場Π逖浴∪*國時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老庄思想解釋儒家經義，崇尚虛無，擯棄世務，專談玄理，讀書人爭相慕效，形成風气，叫作“清言”，也叫“清談”或“玄言”。到晉代有王衍等人提倡，此風更盛。
〔６〕羅隱（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諫，余杭（今屬浙江）人，晚唐文學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等。
〔７〕皮日休（約８３４—約８８３）字襲美，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學家。早年隱居鹿門山，曾參加黃巢起義軍。著有《皮子文藪》十卷。陸龜蒙（？—約８８１），字魯望，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晚唐文學家。曾隱居笠澤，著有《笠澤叢書》四卷。〔８〕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鐘惺、張岱等人的小品文。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宁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２〕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號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平各大學，略曰：“据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确實。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惊扰，敗坏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并將下學期上課日期，并報為要。”
三十日，“墮落文人”周動軒先生見之，有詩歎曰：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頭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堅。
惊扰詎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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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論語》第十一期，署名動軒。
〔２〕團城在北京北海公園聲門旁的小丘上，有圓形城垣，故名。金時始建殿宇，元后屢有增修。白玉佛，置于團城承光殿內，由整塊洁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約五尺，是具有很高藝術价值的珍貴文物。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后，簡直像一個幫閒；〔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后偏會含垢忍辱。〔３〕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案，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儿胡行于上，蟻民亂碰于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后來也确有明文禁止了。〔４〕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后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營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５〕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為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時艱”有補，卻是一种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云，“口含天憲”〔６〕，此之謂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并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為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于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為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為奇的是什么館里的蜡人能夠和活人對面下棋〔７〕。聲海圣人康有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干，這才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弒君”之故來了，曰：因為宮牆太矮的緣故。〔８〕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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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七號，署名洛文。
〔２〕孫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國時吳國最后的皇帝。据《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他在位時，“粗暴驕盈”，常無故殺戮臣子和宮人；降晉之后，被封為歸命侯，甘受戲弄。《世說新語·排調》載：有一次，“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對帝而言曰：‘昔与汝為鄰，今与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万春！’”
〔３〕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８５）即趙佶，北宋皇帝。在位時，橫暴凶殘，驕奢淫侈；靖康二年（１１２７）為金兵所俘，被封為“昏德公”，宮眷被“沒為宮婢”。他雖備受侮辱，卻還不斷向“金主”稱臣，“具表稱謝”（見《靖康稗史·呻吟語》）。
〔４〕一九三三年五月，廣西民政廳曾公布法令，凡女子服裝袖不過肘，裙不過膝者，均在取締之列。
〔５〕當時四川軍閥楊森提倡“短衣運動”，他管轄下的營山縣縣長羅象翥曾發布《禁穿長衫令》。這里所引即見于該項令文，令文中還說：“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于城廂內外梭巡，遇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帶縣罰究，決不姑寬。”
〔６〕“口含天憲”語見《后漢書·朱穆傳》：“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嘗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q則伊、顏化為桀、跖。“据清代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口也。”
〔７〕關于蜡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見清朝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禮部尚書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書局出版）。該書“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記有參觀巴黎蜡人院的情況：“午后往觀蜡人院，院中蜡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最妙者：一蜡像前置棋枰，能与人對弈。如對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則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狀。其仍不改，即以手將棋子掃之。巧妙至此，誠可歎也！”
〔８〕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運動領袖。后來組織保皇會，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這里所說的事，見他的《歐東阿連五國游記·游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耳維亞內亂弒君后，惊其易，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即可行弒，如吾國鄉曲行劫富豪，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弒乎？”（見《不忍雜志匯編》二集卷四）
謠言世家
雙十佳節〔２〕，有一位文學家大名湯增"壬模淞妒筆灤鹵□飛細頤牆補飧*時候的杭州的故事。〔３〕他說那時杭州殺掉許多駐防的旗人，辨別的方法，是因為旗人叫“九”為“鉤”的，所以要他說“九百九十九”，一露馬腳，刀就砍下去了。
這固然是頗武勇，也頗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謠言。
中國人里，杭州人是比較的文弱的人。當錢大王治世的時候，人民被刮得衣褲全無，只用一片瓦掩著下部，然而還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無貳話。〔４〕不過這出于宋人的筆記，是謠言也說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帶著沒落的闊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來，卻是事實，苟延殘喘，要大家有剛決的气魄，難不難。到現在，西子湖邊還多是搖搖擺擺的雅人；連流氓也少有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軍閥做著后盾，那是也會格外的撒潑的，不過當時實在并無敢于殺人的風气，也沒有樂于殺人的人們。我們只要看舉了老成持重的湯蟄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會流血的了。
不過戰事是有的。革命軍圍住旗營，開槍打進去，里面也有時打出來。然而圍得并不緊，我有一個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卻自進旗營睡覺去了。
雖然如此，駐防軍也終于被擊潰，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卻并沒有殺戮。口糧當然取消，各人自尋生計，開初倒還好，后來就遭災。
怎么會遭災的呢？就是發生了謠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邊，秀气所鐘，是聰明的，他們知道沒有了糧，只好做生意，于是賣糕的也有，賣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視，生意也還不坏。然而祖傳的謠言起來了，說是旗人所賣的東西，里面都藏著毒藥。這一下子就使漢人避之惟恐不遠，但倒是怕旗人來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結果是他們所賣的糕餅小菜，毫無生意，只得在路邊出賣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窮路絕，就一敗涂地了。這是杭州駐防旗人的收場。
笑里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儿子是日本的駙馬，〔６〕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于辛亥光复之際的杭州，而复活于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奸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至于用數目來辨別漢滿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說是出于湖北的荊州的，就是要他們數一二三四，數到“六”字，讀作上聲，便殺卻。但杭州离荊州太遠了，這還是一种謠言也難說。
我有時也不大能夠分清那句是謠言，那句是真話了。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署名洛文。
〔２〕雙十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党人舉行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華民國。九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議定十月十日為國慶節紀念日，又稱“雙十節”。〔３〕湯增"懊褡逯饕邐難□鋇墓拇嫡摺Ｋ諞瘓*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的《辛亥革命逸話》中說：“旗人謂九為鉤。辛亥革命起，旗人皆變裝圖逃，杭人乃偵騎四出，遇可疑者，執而訊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為旗人，則音必讀‘鉤百鉤十鉤’也。乃殺之，百無一失。”旗人，清代對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后來一般用以稱呼滿族人。
〔４〕錢大王即錢鏐（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時吳越國的國王。据宋代鄭文寶《江表志》記載：“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獐麂號叫達曙，問于驛吏，乃縣司征科也。鄉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間，執事非刻理不可，雖貧者亦家累千金。’”
〔５〕湯蟄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湯壽潛，浙江紹興人。清末進士，武昌起義后曾被推為浙江省都督。
〔６〕李鴻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務派首領。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發生，他避戰求和，失敗后与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易順鼎在《劾權奸誤國奏》中說：“李鴻章雖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權奸為丑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丑虜為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為國之漸。”按李經方系李鴻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為妾。
由中國女人的腳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于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么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气，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据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据說，至早，亦不過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２〕，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于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于低能之談，這里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里發掘出來的泥人儿。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４〕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于為裙子所礙，甚至于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圣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閨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于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听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族鳥作的《朝野僉載》〔７〕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种玩意儿，不過還不是很极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于腳，尖還不夠，并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范，還竟至于以三寸為度。這么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种，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坏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８〕。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万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痴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后，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親們，鑒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确給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离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后，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圣人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并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于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并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盧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并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听了這些議論之后，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与，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么，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于這么奢侈的，除了只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里，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國〔１１〕，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面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里袋著沉重的面食，坐在車子里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党部及人民團体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１３〕匾額，懸挂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報》〔１５〕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后，關于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体之組織非常熱心。据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K（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稻峙勺□示旨觳櫬觳樵輩榛瘢苯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离于“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論語》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２〕《雜事秘辛》筆記小說，一卷，舊題無名氏撰，偽托為東漢佚書，實為明代楊慎（號升庵）作。寫東漢桓帝（劉志）選梁瑩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寫梁瑩的腳：“足長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楊慎在該書跋語中說：“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后漢已自有之。”按楊慎是持纏足起源較早一說的。
〔３〕“利屣”一种舞鞋。《史記·貨殖列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a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
〔４〕“潭腿”拳術的一种，相傳由清代山東龍潭寺的和尚創立，故稱。
〔５〕炎漢即漢代。過去陰陽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稱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環變化來說明王朝更替；他們認為漢朝屬火，故稱“炎漢”。
〔６〕“小家碧玉”語出南朝樂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碧玉原系人名，舊時常以“小家碧玉”稱小康人家的少女。〔７〕《朝野僉載》唐代張族鳥作，內容系記載唐代的故事和瑣聞。按該書沒有魯迅所引一事的記載。
〔８〕“除惡務盡”語出《尚書·泰誓》：“樹德欲滋，除惡務本。”“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９〕語見《論語·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撤姜食”等語，都見《論語·鄉党》。
〔１１〕孔子周游列國孔丘于魯定公十二年至魯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离開魯國，周游宋、衛、陳、蔡、齊、楚等國，游說諸侯，終不見用。
〔１２〕花旗白面由美國進口的面粉。
〔１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當時國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揚的所謂“八德”。國民党當局為了加強其封建法西斯統治，強令机關團体將它制匾懸挂于禮堂，國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為“小學公民訓練標准”。〔１４〕“忘八”封建時代流行的俗語，指忘記了概括封建道德要義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后一個“恥”字，也即“無恥”的意思。
〔１５〕《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張竹平創辦，后為國民党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論“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３〕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并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并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几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种人”得到對于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并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里的必須指出的几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后，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种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种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种人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這里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据我所知道，卻并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于一种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斗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著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于“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极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种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里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与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么并怎樣會在這里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后，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体，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么積极。中國關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匯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种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么？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种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么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曾經有一點表示〔８〕，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么“把所謂‘第三种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么？我以為并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于“第三种人”的討論，還极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种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种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种人”，卻還复雜得很。
所謂“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實上卻并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几句話里，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机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內戰，那么，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后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縣（今余抗）人，詩人。著有詩集《望舒草》、《災難的歲月》等。他寫的《法國通訊——關于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蒂運動》，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紀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國小說家。著有《窄門》*《地糧》、《田園交響曲》等。一九三二年初發表《日記抄》，聲稱“對于現在及將來要發生的許多事件，尤其是蘇聯的狀態，抱著太深切的關心”，并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一書，攻擊蘇聯。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萌芽》、《崩潰》、《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猶太籍軍官德萊孚斯受到軍事當局誣告，以泄漏軍事机密罪被判處終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一八九七年，左拉對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萊孚斯的無辜，就給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人權；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罰金，因而逃往英國倫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時的講演在德萊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樣為德萊孚斯進肯辯護。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時，他發表演說，肯定左拉生前的正義行動，譴責當局對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萊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向左拉“表示感謝并致敬”的群眾集會（在左拉墓前舉行）上發表第二次演說，稱左拉為“偉大的公民”，號召人們不要忘記陷害無辜者的罪人，要“沿著正義和善良的道路前進”。并向法國國會提出建立“左拉先賢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會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瑪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國“先賢祠”。〔６〕一九三一年國民党政府殺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當時國際革命作家如蘇聯法捷耶夫、法國巴比塞、美國果爾德等人都曾強烈抗議國民党的暴行。
〔７〕指蘇汶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該書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寫的文章和別人批評“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魯迅和宋慶齡、楊杏佛等，到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次日并將抗議書在《申報》上發表。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戇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怜。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种假吉訶德騙去了几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４〕——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么蠢笨，連這點儿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嘗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几百几千”的亂嚷，還有人“特制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５〕。可是，為著要殺豬起見，又舍不得飛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面作為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７〕的解釋，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凱，——清末的興复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９〕，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嘗不知道“國貨運動”〔１０〕振興不了什么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气也透不出，甚么“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著假面具的買辦多賺几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听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么？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挂出去，以為“搗亂后方”者戒。
他們何嘗不知道什么“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几千万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會触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１３〕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嘗不是如此。
假吉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當做真痴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節義、勇武、堅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歐騎士精神。騎士，西歐中世紀封建時代的軍人，屬小封建主。他們標榜忠誠篤實，尚任俠，好冒險，崇尚愛情，艷羡貴婦。騎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紀，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戰術的改進，漸趨沒落。
〔３〕堂·吉訶德仗著寶劍和風車打仗的事，見《堂吉訶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寫有婁姓兩公子被張鐵臂騙取白銀五百兩的事。
〔５〕“特制鋼刀”的事，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上海有個叫王述的人，特別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贈給當時防守喜峰口等處的宋哲元部隊。
〔６〕飛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國民党政府決定舉辦航空救國飛机捐。稍后，組織中華航空救國會（后改名為中國航空協會），在各地發行航空獎券，強行募捐。
〔７〕“誘敵深入”九一八事變后，國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斷喪失國土，卻妄說是戰略上的“誘敵深入”。這類欺騙宣傳充斥于當時的反動報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國日報》的社論中就說：“浸使政府為戰略關系，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故吾主張政府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滿族，即葉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繼位后被尊為太后，成為清末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她把建設北洋艦隊的海軍經費八千万兩白銀，移用于修建頤和園。
〔９〕“反日”愛國儲金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凱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北京、上海等地群眾為了反日救國，曾發起救國儲金，并成立了救國儲金團。但儲金團卻為袁世凱所把持，儲金存入當時他所控制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并被他挪用為活動帝制的經費。
〔１０〕“國貨運動”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發起將該年定為“國貨年”，在元旦舉行游行大會，并成立“國貨商場”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出版《國貨周刊》，宣揚“國貨救國”。〔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經》，佛經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國民党“要人”紛紛聯名發起“金光明道場”之類的所謂“佛法救國”活動。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以《發起金光明道場戴季陶先生之“經咒救國”》為題，報導了這類活動。〔１２〕岳飛奉旨不抵抗岳飛在抗金中戰功卓著，但主張議和的宋高宗（趙构）听信內奸秦檜的讒言，在一天內連下十二道金牌把他從前線召回，并以“謀反”的罪名將他下獄處死。〔１３〕遠庖廚語見《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見其生不忍見甚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譯費希特，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有《知識學基礎》、《人的天職》等。他主張用科技強化德意志民族，強調民族至上。
祝《濤聲》
《濤聲》的壽命有這么長，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謂作家也者，還有什么什么會，標榜著什么什么文學，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辦小報，賣消息；消息那里有這么多呢，于是造謠言。先前的所謂作家還會聯成黑幕小說，現在是聯也不會聯了，零零碎碎的塞進讀者的腦里去，使消息和秘聞之類成為他們的全部大學問。這功績的褒獎是稿費之外，還有消息獎，“挂羊頭賣狗肉”也成了過去的事，現在是在“賣人肉”了。于是不“賣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們，便成為被賣的貨色。這也是無足奇的，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只要几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藝家，當然只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２〕呀。
然而《濤聲》尚存，這就是我所謂“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
這是一种幸運，也是一個缺點。看現在的景況，凡有敕准或默許其存在的，倒往往會被一部分人們搖頭。有人批評過我，說，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著，就足見不是一個什么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篇准賬。這事實又教坏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為了金錢或女人關系。所以，名列于該殺之林〔３〕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濤聲》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運而且也是缺點之處，是在總喜歡引古證今，帶些學究气。中國人雖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國古”，可是十分健忘的，連民族主義文學家，也會認成吉斯汗為老祖宗〔４〕，則不宜与之談古也可見。上海的市儈們更不需要這些，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今天開獎，鄰右爭風；眼光遠大的也不過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闊人和誰要好之類；高尚的就看什么學界瑣聞，文壇消息。總之，是已將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這可以使《濤聲》的銷路不見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濤聲》長壽。文人學士是清高的，他們現在也更加聰明，不再恭維自己的主子，來著痕跡了。他們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糞帚，監督著應該俯伏著的奴隸們，看有誰抬起頭來的，就射過去，洒過去，結果也許會終于使這人被綁架或被暗殺，由此使民國的國民一律“平等”。《濤聲》在銷路上的不大出頭，也正給它逃了暫時的性命，不過，也還是很難說，因為“不測之威”，也是古來就有的。
我是愛看《濤聲》的，并且以為這樣也就好。然而看近來，不談政治呀，仍談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來，則我的那些忠告，對于“烏鴉為記”〔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見得有效。
那么，“祝”也還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張，算一張了。昔人詩曰，“喪亂死多門”〔６〕，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濤聲》上，果然發出《休刊辭》來，開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繳還登記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７〕。我們准備休息一些時了。
……”這真是康有為所說似的“不幸而吾言中”，豈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補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２〕“我愛血寫的書”參看本卷第２５頁注〔５〕。〔３〕名列于該殺之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作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被舉為執行委員，因此招致國民党的忌恨。同年六月；該盟副會長楊杏佛遭暗殺，作者也被列入黑名單。
〔４〕這里說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指黃震遐。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５〕“烏鴉為記”的刊物指《濤聲》。它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刊頭上印有烏鴉的圖案。
〔６〕“喪亂死多門”語見唐代杜甫《白馬》詩。〔７〕“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語見《詩經·大雅·民勞》。汔，庶几，差不多。
上海的少女〔１〕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种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風騷，能受几句調笑。否則，也會終于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著這种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著這种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气，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親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气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舖里購買東西，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于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著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确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游記》〔２〕里的魔王，吃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為侍奉，縱欲，鳴高，尋仙，采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并且已經見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饑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為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种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３〕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稱贊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八月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署名洛文。
〔２〕《西游記》長篇小說，明代吳承恩著，一百回。寫唐僧（玄奘）在孫悟空等護送下到西天取經，沿途戰胜妖魔險阻的故事。〔３〕梭羅古勃在長篇小說《小鬼》中，描寫過一群早熟的少女。上海的儿童〔１〕
上海越界筑路〔２〕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舖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帘來的卻只是軒昂活潑地玩著走著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儿童几乎看不見了。但也并非沒有，只因為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听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儿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于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為范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儿童仿效的范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儿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气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儿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儿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儿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署名洛文。
〔２〕越界筑路指當時上海租界當局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域。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听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并非全沒有，逢蒙殺羿〔２〕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种古气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后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舖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說這還只授儿婦，不教女儿，以免流傳到別人家里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于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并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么“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仿佛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無秘訣么？卻也并不。我曾經講過几句做古文的秘訣〔３〕，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并沒有說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据”。到這樣，便“庶几乎免于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于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４〕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５〕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６〕气，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志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聲，余分閏位”〔７〕，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揚雄先生的“蠢迪檢柙”〔８〕，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９〕，有句云：“媳釵俏矣儿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儿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儿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坏了。這算是對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揚班并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里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么？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丑。但是，“知恥近乎勇”〔１０〕，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种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借此掩掩丑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后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丑，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里，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并不費力而達到的的可貴。譬如到什么廟里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里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里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里，成了所講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么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并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
〔２〕逢蒙殺羿見《孟子·离婁》：“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于是殺羿。”按逢蒙亦作逢蒙。〔３〕指一九三○年寫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后收入《二心集》。
〔４〕《爾雅》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書，大概成書于春秋至西漢初年，今本十九篇。《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的從先秦到齊、梁的各体文章的總集，共六十卷。
〔５〕《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等奉旨編撰，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余字，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開始印行。〔６〕班馬指班固、司馬遷。他們都是漢代史學家、文學家。〔７〕“紫色聲，余分閏位”語見《漢書·王莽傳》，指王莽“篡位”這件事。据唐代顏師古注：“應劭曰：紫，間色；，邪音也。
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余分為閏也。”〔８〕揚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楊雄，字子云，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他的著作，明人輯有《楊子云集》五卷。“蠢迪檢柙”，語見《法言·序》。据東晉李軌注：“蠢，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按撿押，當作檢柙。
〔９〕《綠野仙蹤》長篇小說，清代李百川著。這里所說塾師詠“花”的故事，見于該書第六回《評詩賦大失腐儒心》。
〔１０〕“知恥近乎勇”語見《禮記·中庸》。